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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有者权益部分来看，公司上市前的2008年总股份为1.26亿，经过多次的分红、转赠和定增，至2016年股本数量规模已扩增至27.86亿股，增长22.11倍。上市前的前10大股东在公司上市之后，大多数都有程度不同的减持。如2010年度，马云减持300万股，江南春减持357.3万股，赵静减持200万股，王育莲减持451.3万股。2013年，王忠军减持1，100万股，王忠磊减持574.5万股。2014年虞锋减持252.6万股，鲁伟鼎减持5万股，2016年，虞锋减持1，119万股，2017年，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减持329万股。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华谊兄弟很显然是给投资人创造了丰厚的回报，但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说，华谊兄弟的可圈可点之处，实在是乏善可陈。相较之下，华谊兄弟更应当被冠之以资本运作的高手，而非卓越的实体经营者。

“待遇double，你来不来？”“太像商战片，我一抬头整个部门的工位都空了。”当时的ofo员工回忆。祸不单行。这时候又从ofo的供应商中传来了ofo资金断裂、贪腐等各种消息，颇有意思的是，这些供应商多数也是青桔的供应商，令人浮想。从此ofo的供应链压力一直没有停过。

特朗普经常自诩的“交易的艺术”，本质上就是一开始便漫天要价，企图把谈判对手推到悬崖边，并力图以各种方式加大力度恫吓，特别是要表现出不可预测的行为方式，让对手感到自己还可能践踏一切既有共识祭出“杀招”，以求从精神上压垮谈判对手，为自己在谈判中赢得最有利的条件，甚至予取予求。

滴滴方面的说辞是，在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谈判和尽职调查后，他们认为ofo的资产质量太差了。资质太差，戴威甚至都懒得去争辩了。如今，程维给投资人讲的故事已经从三年前的“打车软件”，变成了“中国人领导的全球最大的一站式出行平台”。而他的共享单车，却已经是资质太差。

参考境外案例，境外的企业征信机构一般会通过多种方式获取企业信贷信息、非信贷信息。例如，美国邓白氏公司（The Dun & Bradstreet Corporation）通过政府公开信息、信息提供机构的信息、互联网信息、银行、拜访访谈所得信息等渠道，搜集小微企业信贷以及非信贷信息。日本帝国数据银行建立了该国最大的商业数据库COSMOS，通过调查员拜访、企业代表访谈等获得数据，包括企业贷款交易信息、财务数据、纳税情况、企业6年内的经营情况等非信贷信息。

由此，我们也可以推及华谊兄弟未来的商誉减值风险。当东阳浩瀚与美拉传媒的业绩承诺期满，华谊兄弟似乎便会面临巨额的商誉减值，即使他们的承诺是无限期的，但由于明星导演或演员作为生物体也有自然的生命极限或创造力枯竭，同样会导致公司在未来的商誉减值风险。而企业作为一个持续经营的主体，则不会存在诸如此类的困惑。所以，这也许就是以上购并案例的存疑之处。